二零一七年的中国足坛，迎来了一次关键的转折。这一年，见证了足协政策的大刀阔斧的改革，也揭开了足球界权力斗争的序幕。
年初，足协推行U23新政，规定中超每场报名名单中必须包含两名U23球员，其中一人需首发出场。这一政策的出台，旨在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的比赛机会，促进中国足球的可持续发展。
三月，国家体育总局对“天价球员”现象提出明确批评，指出这是投资足球的人“有钱就任性”造成的，他们更在意商业利益而非足球发展。为了整顿这一现象，总局表示将出台更严格的整肃措施。
五月，为了进一步规范足球市场，限制高价引援的通知出台，引援调节费应运而生。同时，要求各俱乐部U23国内球员与外籍球员的上场人数保持一致，以保障比赛的公平性和观赏性。
六月，杜兆才空降足协，成为钳制陈戌源的重要一环。作为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、足协党委书记，杜兆才带着任务来到足协，意图对足球界的种种问题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。
杜兆才的到任，引发了足协内部的权力斗争。他以强势的态度和果断的决策，赢得了许多人的支持，形成了以他为首的“杜门九虎”势力。这些人在足协各部门担任要职，对足协的各项工作产生重大影响。
与此同时，杜兆才还从辽足招揽了一批教练，形成了所谓的“东北帮”。他们在足协内部掌控着外事工作，与陈戌源领导的“上海帮”形成了鲜明的对立。
在杜兆才主政期间，他大刀阔斧地扩充足协编制数量，一度下辖三十个部门，使得整个足协的管理机构变得臃肿不堪。而陈戌源则力主推行“精兵简政”，意图削弱杜兆才的势力。在部门分工调整中，他成功地将三级职业联赛的联赛部、准入部、裁委会等七个部门合并，成立“大竞赛部”，以此为契机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。
在“东北帮”和“上海帮”的斗争中，足协内部矛盾重重。然而，在二零一九年中国申办亚洲杯希望落空后，陈戌源和杜兆才的声誉遭到重创。随着各地大兴土木并收取承办费的事件浮出水面，两人开始面临调查。
在二零二二年底李铁落马的风波中，陈戌源和杜兆才的命运愈发紧密相连。此时，杜兆才的贪腐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。他被曝出贪财、好色、迷信、飞扬跋扈等罪行，每一条罪行在足协都早已人尽皆知。他的办公室里挂着的字画和八卦镜，也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最终，杜兆才因多项罪行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，并处罚金四百万元。他是足坛反腐历史上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之一。在他的案例中，人们看到了权力的诱惑和腐败的恶果。守不住自己的底线却总是埋怨大环境的声音也引起了人们的深思。
回首二零一七年的中国足坛，我们看到了改革的步伐和权力斗争的激烈。然而，无论权力如何更迭，足球的发展终究需要回归到球场本身。只有真正致力于足球的发展和青训的培养，才能让中国足球走向真正的繁荣和强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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